[摘要]对岸继“三年灾害”之后搞“十年浩劫”,“我对来台湾以后所受的一切都原谅了!”

本文摘自《历史学的境界》,高华 著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5年11月

王鼎钧

读王鼎钧的《文学江湖》

大陆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毛时代是怎么度过的,已有许多文字反映,台湾知识分子在这三十年的生活,却不为大陆的人们所熟知。一般人所了解的就是台湾土改、经济起飞、人民生活富足等很表面化的内容,对在那段特殊的岁月人是怎么生活的等详细情况大多不知,也很少见到亲历者就这三十年写的生活实录一类的读物。王鼎钧的书恰说的是这一段,虽名曰“文学江湖”,然绝非单讲文学,而是作者通过他生活于中的“文学圈”,对横贯在台生活的三十年岁月(1949—1978)的观察、记录和反省,与作者的《关山夺路》构成姊妹篇,展示了在政权更迭、易代之际一个中国读书人在台湾的日常生活。

由于1949年后海峡两岸长期武力对峙,蒋氏父子以此为由,利用戒严和反共,在台湾建立起独裁统治,但相比抗战、内战,这三十年毕竟是一个承平的年代,于是出现一种怪异的状态:国民党挂着“戒严”的牌子,用战时的“统一思想”、“统一意志”来统领社会,实际上偏安一隅。在如此大环境下,一方面,个人被无所不在的政治裹挟;另一方面,随着社会的成长,个人逐渐也有了一定的自由空间,但更多的是遭受横逆,被生活揉搓与挤压。尤其作者在50年代漫长的十年里,心理压抑,创痛巨深,这伤害既来自国家、民族的分裂,更来自党国的专制。从本书中既可窥见这三十年世事人情和时代潮流的演变,也能感受作者对国家命运、历史教训的独立思考,是一份极具历史和人文价值的个人总结。

一、“以蒋来拒毛”

列宁曾把年轻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称为“全世界社会主义大火的中心”。1949年,这股最早点燃于俄国的革命烈焰,终于在中国燃成一片,在列宁的学生毛泽东的领导下,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焚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。

这场熊熊大火让200万人被迫逃离大陆来到台湾。1949年5月26日,王鼎钧随兵船从上海撤退到基隆,他没想到这一住就是三十年,当时来台的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几年后会随“老总统”一起回大陆。

当年的台湾,落后贫困,国民党后面被解放军追赶,犹如惊弓之鸟,人是来到台湾了,可是靠什么活下去?政府不管。王鼎钧是军队中的文书,就拿到一纸国民证,其他什么也没有。当局对离职的士兵,允许带走两套旧军服,另发560元老台币,而一碗炒河粉要700元。士兵离营时可以把睡觉的席子带走,供倒地而卧或倒地而亡—用席子卷人埋了(王书:24页)。

所有上岸的人都需登记的白纸成了王鼎钧投书的稿纸,就在基隆码头上,他买了一瓶墨水,给《中央日报》副刊投稿,很快就被刊用,就此走上写方块(小专栏)谋生的人生道路。他先后给《中华日报》副刊、《公论报》副刊、《征信新闻》(《中国时报》的前身)等写专栏、编副刊,一干几十年,靠着朋友的帮助,更靠自己的天分和努力,在台湾站住了脚根,还供养弟妹读书,赡养父亲。这在大陆是无法想象的,盖因在台湾只要不反对政府,还可以让人活下去。

人是有思想的动物,遭1949年的大变,不会不思考。到台湾,除了那些被裹挟的“壮丁”外,都是追随蒋介石来了。可是为什么支持他、追随他,这是回避不了的大问题。大陆作家邵燕祥当时只是北平的一个初一学生,回忆他的1948年时就说过,选择毛还是蒋,“对每一个20世纪的中国人都是多么严肃郑重、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”。对于政治早熟的他或知识分子,这是成立的,但我认为大多数老百姓,特别是国统区的老百姓,则谈不上选择,就是在这个问题有所认识,也多是事后的认识,对于广大普罗来说,只要不是异族的暴虐统治,在哪个朝代都是干活、吃饭。

王鼎钧来台湾属于自觉自愿,这是符合邵燕祥那个命题的,他就是追随蒋介石来台的,用王自己的话来说,原因是“以蒋来拒毛”。王说,在对蒋和毛的态度上,台湾外省人和本省人完全不一样:本省人仇恨蒋,但不怕毛,他们是从“二二八事件”和“白色恐怖”中知道了蒋的厉害。王则不一样,他是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去的,知道毛的厉害。他对本省人说,“你们不知毛更厉害”,而他们之所以支持蒋,是因为只有蒋可以对付毛,所以要克制自己来配合蒋。

王鼎钧的思想底色是自由主义,来到台湾后,他的自由主义和大陆时代有了差别,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对胡适的态度:他虽然尊敬胡适的思想和主张,但是又认为自由主义不切合当时台湾的处境。这个矛盾怎么解决?王说,《自由中国》半月刊给了他答案:“除了自由主义,反共没有理论;除了纳粹,反共没有办法。”

可现实是当局对自由主义深恶痛绝,国民党恨自己不够专制才丢掉了大陆。到了台湾,索性“以组织对组织,以思想对思想,以特工对特工”,当这些类似纳粹的做法全面铺开后,王鼎钧又受不了。

于是作者得了“冷战心理忧郁症”,每天腰酸背痛,无精打采,也厌烦和别人交往。作者在台湾的三十年活得不容易。既要有所为,又要有所不为,他在保持个人尊严和独立的前提下,恪守住了做人的基本准则;同时又展现出灵活性和韧性,适时还得作出忍让和妥协。但是人非机器,一旦超到了心理承受的临界点,也就是实在不能忍受时,怎么办?那就去找一个参照物,这就是大陆。

王鼎钧说,一想到大陆的情况,对台湾的一切,就都忍受了,他有一段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:站在金门太武山从望远镜看“准星尖上的祖国”,当时最迫切的感受是,对岸继“三年灾害”之后搞“十年浩劫”,“我对来台湾以后所受的一切都原谅了!我内心的一切都化解了!”

二、“匪谍妄想症”和“做出来的匪谍案”

50年代初,台湾国民党当局要求党员和非党员“自清”—凡是在大陆和中共人员有过接触的人,都要向当局办理“自清”手续,否则视同继续联络中。这很荒唐,在大陆时代,国共两次合作,国民党与共产党有太多的交集,特别在抗战时期,不是同学就是老乡,很难切割清楚。国民党当局以后就以这些做借口,拿一张合影照片、一张旧报刊说事,大抓“匪谍”。

与此同时,毛号召在中层(政府部门)、内层(党的部门)工作的共产党员交代与国民党及资产阶级的关系。更早,在40年代初的延安整风运动时,也要求党员向党组织说清与国民党的关系。

国民党因吃中共的亏太大了,对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。按王鼎钧的说法,在大陆时代,国民党是一个大马蜂窝,处处可以潜伏。逃到台湾后的国民党刚安顿下来,就开始总结失败教训了,他们的结论之一就是中共已大量渗透进国民党,才导致国民党的大失败。患了“匪谍恐惧症”的当局把台湾搞得一片肃杀,四处可见标语:“小心,匪谍就在你身边!”

仅有口号,远还不够,更重要的是要有措施,国民党也是吸取了大陆时代仅有口号而无措施、更无落实的弊端,从此专注于在基层、在草根阶层发展势力。蒋经国在各单位广设“眼线”,即在各基层单位布建“细胞”,这项工作在大陆时代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制约,没有来得及做。国民党来台后特别重视在工人、勤杂人员中吸收“细胞”。王鼎钧多次提到在“中广”公司那些工友特务,《郭廷以先生纪念集》中也提到在“中研院”近史所图书馆工作人员中也有当局布建的“眼线”,通过主动向研究人员介绍有关“匪谍”的书刊来“钓鱼”。

在这方面,中共起步要早于国民党,这也是中共战胜国民党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早在抗战初期,有关部门就在延安各机关、学校布建“网”,发展“网员”(情报员),江青在延安“鲁艺”工作期间就是一名工作不甚主动积极的“网员”。她的单线领导许建国(原名杜理卿)在建国后曾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和驻罗马尼亚大使。许建国指示江青多以“灰色”面目出现,以利于收集各方面情报,但江青从不主动向他汇报工作,而是经常往毛的住处跑,让许建国很是生气和无奈。这种工作传统一直沿续了下来,建国后,保卫部门着手在各要害单位布建秘密组织,诗人牛汉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,有关方面动员他加入“保卫毛主席的绝密核心组织”,并说先送到莫斯科受训,他在中共元老、校长成仿吾的暗示下婉言谢绝了。

国民党迁台之初,台湾确有中共地下人员的活动,但是在蒋经国的严厉打击下,到1952年,全台的中共地下组织基本被摧毁。其后,就是借抓“匪谍”来统合社会,树立“党国”和蒋氏父子的权威。

大陆在60年代后也是少有真正的“国民党派遣特务”和“潜伏特务”,他们早已在“镇反”等运动中被消灭了。大陆在镇反运动后,在各单位都设有政工、人保干事等,防特、保密已完全制度化。1962年蒋介石宣称要“反攻大陆”,其派遣特务往往在东南沿海一登陆就被全抓,已达到“来一个消灭一个,来两个消灭一双”的程度。对于社会上的“特务”或“特嫌”(特务嫌疑),只会是多抓,不会漏网,用大陆的术语,就是“扩大化”。例如,中共对历史上当过“宪兵”的人高度警觉,几乎把他们全都看成“特务”,对他们的处理,最轻的也是戴“历史反革命”的帽子,交派出所和群众监督改造。其实中共对国民党“宪兵”的判断是有误的,宪兵中是有特务,但只是非常少数的人,大多数宪兵就是维持治安和军纪而已。王鼎钧说自己在国民党宪兵服役时,没喊过一句反共口号,没读过一页反共资料,没破获过一个中共地下情报组织。至于“文革”中被揪出来的大把“国民党特务”,完全是“阶级斗争”走火入魔的产物,与真正的“台湾特务”无涉。

台湾在60年代抓出的“匪谍”案,基本上是“做出来”的案子:特务引导被抓人员,再施以酷刑,迫其咬出同伙,交代上、下线,与大陆在“文革”中的“深挖五一六”如出一辙。

国民党一方面对“匪谍”充满恐惧感,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,枉杀枉捕。任何一张旧的合影照片,一份旧报刊,一封诬告材料,一本左翼文学书籍,都可以成为诬人为“匪谍”的所谓“证据”。

王鼎钧告诉我们,“匪谍案”是真正的“艺术品”:所有材料都是“真”的,这些材料结构而成的东西都是“假”的(王书:36页),因为“酷刑之下,人人甘愿配合办案人员的构想给自己捏造一个身份,这些人再互相证明对方的身份,有了身份自然有行为,各人再捏造行为,并互相证明别人的行为,彼此交错缠绕形成紧密的结构,这个结构有内在的逻辑,互补互依,自给自足”(王书:37页)。

斯大林“大清洗”中形形色色的叛国案,诸如“布哈林叛国案”、“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”,“文革”中的“刘少奇叛徒、内奸、工贼”案,都是这样做成的。最近披露的材料说,参加刘少奇专案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文化程度不能很高,只能在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之间。

这一套是从哪儿学来的?是从苏联学来的还是效法于本土的周兴、来俊臣?这或许是人性幽暗面不加控制而带来的灾难?毕竟那是一个极端年代。

特务之猖狂,令人发指。王鼎钧多次提到的那个在“中广公司”半公开活动的“英俊高大的特务小头目”,其中讲到他对“引刀成一快”的解释,说“没那么快”,意思是,特工部门不会就一刀砍死嫌犯,“让你们死得那么痛快,而是要折磨你们求生不得,求死不得”,让王鼎钧闻之惊骇不已,毛骨悚然。特务一直紧盯王鼎钧,盖因王有“历史问题”,即平津战役期间被解放军俘虏又被释放一事,因而长期被监控。手段有:“五人联保”—互保思想正确,行为合法,一人有罪,四人联坐。还有跟踪,私拆信件,偷听电话,命令他的朋友侦察他的言行,勒令写自传,要求从六岁写起,作者怕每次写得不一样而带来灾祸,不得不经常背诵自传。

王鼎钧书中有三个章节专写他所遇到的特务:“匪谍是如何做成的?”“特务的隐性骚扰”,“与特务共舞”—特务“瞻之在前,忽矣在后”,如影相随,横跨了王鼎钧在台的整整三十年。

在这种社会氛围下,知识分子做特务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。王鼎钧说,那时官场盛传“识时务者为俊杰,时务有三,党务、洋务、特务”。书中有一段写得非常生动,几个朋友久别重逢,大家互道问候:“混得不错啊,你通了特务啦!”看了谁神清气爽,春风得意,第一个念头就是此人已做了特务。王鼎钧说,在他看来,50—70年代的台湾,知识分子做特务的比例很高,甚至几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特务(卧底)。据王鼎钧说,不少作家都做特务(王书:306页),甚至是老作家,也做了党国的“卧底”,他自己就多次遇到来打探他个人消息的老作家,转眼就去向特务部门汇报去了。

类似的情况大陆也存在,只是表现形式不同,大陆更强调该工作的革命意识形态意义。大陆学者章诒和前几年撰文,披露著名翻译家冯亦代如何以“为革命”,“做好党的驯服工具”来说服自己,克服了心理障碍,主动积极地在她家做“卧底”的。在经历多次政治运动洗礼后,冯亦代已有了全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,为了提高自己的职业素质,他还专门买了苏联的《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》和有关介绍“契卡”(全俄肃反委员会)历史的书籍。他说:“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而已,今天我已经消除了那种腐朽的感伤的情绪,我觉得我在保卫党的工作中,我的生命日益丰富起来。”(冯亦代:《悔余日录》,1960年8月3日,256页)他自认为“是在第一线作战”(冯书:288页)的“一个保卫工作者”(冯书:258页),于是,心中“也就释然了”(冯书:335页)。冯亦代以“好友”的身份定期到已被打成“大右派”的章伯钧家聊天、喝茶、吃饭,然后再向有关方面汇报章伯钧在家中的言行。对于当年的行为,冯在晚年有很深的悔悟,在他的《悔余日录》一书中将此隐私公之于众。

谁是特务,都是慢慢发现的,也有弄错的时候。王鼎钧写道:有一位作家问我,你看台湾的前途怎么样?咱们的反共文学这样写下去,到底是活路还是绝路?这种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,怎么明知故问。莫非他是一个特务,打算“引蛇出洞”?后来冷战结束,两岸交流,那位作家向我抱怨,你为什么劝我写反共文学?现在共产党要来了!我思来想去,你大概是个特务。(王书:307页)

无独有偶,许倬云先生也提到他在台期间被特务检举和骚扰,由于他与蒋经国有工作上的接触,蒋经国说了一句话:我对他了解,他不是你们说的那样。这才使许先生被解脱。

60年代以后,国民党杀人少了,但还是什么都记录在案。特务直接对王说,“你几根骨头,我们都知道”,但一般不再直接行动。他们对谁都不相信,陈诚有一个逻辑:连程潜、张治中都投共了,还能相信谁?特务甚至盯上了《蒋公介石序传》的作者黎东方先生。此君在大陆被认为是亲蒋右翼知识分子,但在台湾的情治部门的眼中,却演幻为“左翼嫌疑”。他对王鼎钧说,他演讲时提了几次“中共”,几次“共匪”,有没有引用“蒋公”语录,引用了几次,都有人记录。

王鼎钧也曾被弄到“保安司令部”谈话,被罚站,他在那儿见到那位一直监控他的“英俊的特务”,特务对王鼎钧还算客气,没有留下他。多数被叫到“保安司令部”(以后易名为“警备司令部”,再改名为“警总”)问话的,都不许回家,许多人就这样神秘失踪了。在如此恐怖气氛下,谁都不敢打听,个别人有大佬援手,也无结果,盖因蒋经国非常冷漠,“铁面无私”。

照顾蒋氏父子一辈子的翁元对蒋经国有非常深入的观察,他认为蒋太子最大的特点就是“永远神神秘秘,让人猜不透他心里想的是什么”。他说,蒋经国是“双重性格”,在外面和私下完全不一样,讳莫如深,高不可测,故做“神秘”状,“铁面无情”。连翁元这样对蒋经国极熟的人,都感到“时时有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的惶恐之感”。

魏景蒙是蒋经国的亲信,又是“中央社”的老人,是董显光的手下,1943年曾陪美国记者访问延安,写有访问记,对王震有近距离的刻画。然而就连魏景蒙向蒋经国求保“中广”副总经理李荆荪也被拒,致使李荆荪无辜被关押十五年。

台湾在70年代还在抓“匪谍”。“中广”崔小萍案发生在1968年,李荆荪案是1970年,与真正的“匪谍”毫不相干,都是被诬陷入狱。在这之后,台湾的情治工作有所变化,开始注意“公关”形象。军情局长沈之岳有意展现新风格,还笼络王鼎钧为情治单位的公关电视片写文字稿。当王鼎钧收到赴美国大学讲学的邀请信后,情治部门派出五个人定期与王喝茶、谈话,他们只听不说,对王进行新一轮面对面的考察。王知道,自己能否飞出鸟笼,获得自由,就在此一举了,他孤注一掷,和盘说出他对台湾甚至是军情部门的批评和建议,结果王鼎钧被批准出国。

《历史学的境界》,高华 著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5年11月

《历史学的境界》图书简介

本书是已故著名学者高华教授的文章结集,包括专稿、演讲、书评、时事观察、论文评议、讲课记录等,既为读者梳理了现代史上的若干关键问题,也能看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对现实世界的独到把握。在评论龙应台等人的书时,我们看到读者高华难得倾注了极大的情感,用敏锐的感悟力,表达对个体生命在时代洪流中浮沉不定的同情,读来不无悲凉。高华教授曾到台湾讲学,尽管时间不长,但仍旧发现了一些深层的潜流,他对当地社会的观察和分析,如今看来依然弥足珍贵。在评价学术著作和论文时,他表现得犀利而直率,往往能精准地把握肯綮,直指关键,而这些看似零散的文字,在很大程度上正体现了他治学的精髓。借助于历史学,高华教授展现了自己的辽阔视野、家国情怀和历史文化意识,如果说个体生命对历史的体会和理解是历史学的最高境界,毫无疑问,他用自己的著作和生命历程为我们进行了具体的诠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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